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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彭士愁起兵的真正原因探析

时间:2016/10/4栏目:世界史论文

  唐末彭士愁起兵的真正原因探析

  溪州铜柱不仅是土家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研究湘西土司王朝政权的最好范本。要研究溪州铜柱内容,就要研究"溪州之战".有关"溪州之战"的原委历来史家已基本定论:战争起于溪方,败亦溪方。但自 1980 年代以来,土家族学者中对战争的原委提出争议。例如:有人主张"战争起于楚方、败亦楚方";也有人主张"战争起于溪方、败阵者楚方";同时,也有人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输与赢"等问题提出诸多异议。总之,这些问题一直是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现从铭文的拟定和铜柱的铸造来分析,整个过程均由楚方来完成,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更为强大的楚方手里,而决不是求和的溪州方。由于楚方采用威逼利诱的做法和居高临下的语气,最后结局也只能是:"溪州之战"起因溪方,败阵亦溪方。当然,从现在掌握的资料中还不够丰富充足,仍然不能完全查明"溪州之战"的具体情节和原委;历史资料记载零星,有关"溪州之战"过程的记载还偶有错讹和漏洞,多年的争执中学者们提出的新观点也似乎都能自圆其说。总之,"溪州之战"迄今,虽然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诸多土家族学者们,至今仍为"彭公爵主"们,即湘西土司王朝在呐喊和辩护,这只是一种对土家民族的尊重和认同而已;故当今诸多土家族学者"扬溪贬楚"说法,这是可以理喻的;但我们务必要尊重历史,历史的真相又未必如此呢?

  一、正史和方志所记"溪州之战"的历史起因。

  "溪州之战"彭士愁战败后,命其智勇双全又善口才的次子彭师杲,率溪州五姓首领共十八人的队伍,主动同楚王马希范议和。彭士愁与五姓首领投降,呈递了投降书、饮血酒。求立盟誓,楚王将誓状文辞,镌刻在铜柱一角。铭文为:"彭师杲为父输诚,束身纳款,我王悯其通变,爰降抬掳,崇侯感德以归周,孟获畏威而事蜀。"[1]42显然,这里面李弘皋巧用两个典故,其一,讲了周文王讨伐崇侯的故事,即《左传·僖公十九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其二,讲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即《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

  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李弘皋借典故之意委婉地表达彭师杲在楚王面前表示今后不再复反。铜柱上的"右据状"铭文其实就是投降书,即"右据状,溪州静边都,自古以来,代无违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发军收讨不顺之人,当都愿将本管诸团百姓军人及父祖本分田场土产,归明王化。当州大乡,三亭两县,苦无税课,归顺之后,请祗依旧额供。不许管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州四界,劫掠詃盗,逃走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职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惩。如别无罪名,请不降官军攻讨。若有违誓约,甘请准前差发大军诛伐。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上对三十三天明神,下将宣祗为证者。"[1]43楚王说:"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诚,可以玄鉴。"[1]43从上述内容来看,彭士愁战败,其官职仍是溪州刺史并世代相袭,但所属南江辖地已经无法收回了,其文辞有永远顺从之意,故马希范改大乡为永顺,改三亭为保靖。从此,永顺县、保靖县之名便从此由来。

  关于溪州铜柱的详细记载,最早见于新、旧五代正史;后来在《资治通鉴》《九国志》《十国春秋》和《十驾斋养心录》等也均有记载。《旧五代史·世袭传》载:"希范晋天福中授江南诸道都统,又加天策上将军,溪州洞蛮彭士愁寇辰澧二洲,希范讨平之。"[2]1758《新五代史·楚世家》曰:"溪州刺史彭士然(应作愁)率锦奖诸蛮攻澧州,希范遣刘全明等以步率五千击之。"[3]826但溪州铜柱铭文:"渐为边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告逼,郡人失宁。"[1]42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边患"情景。《资治通鉴·后晋纪三》载:"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蒋锦州蛮万余人寇辰澧州。焚掠镇戍,遣使乞师于蜀。蜀主以道远不许。九月辛未楚王希范命左静江指挥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帅衡山兵五千讨之。"[4]9207有关战争起因,《九国志》等野史都与正史记载基本相同。《土家族简史·唐宋时期土家族的社会状况》记载:"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 年)秋,彭士愁亲自率领溪、锦、奖等州‘蛮军’一万多人,大举东进,攻打楚属的辰州和澧州,焚掠两州所立的镇戍。彭士愁还派出使者去成都请求蜀主孟昶出师攻楚。可是孟昶以路途太远拒绝了彭士愁的请求。彭士愁带领兵丁继续与楚作战,楚王马希范派刘勍廖匡齐等将兵五千反击,彭士愁节节败退,转回溪州"[5]51-52.因此,纵观以上正史和方志史料,我们可以充分认定:"溪州之战"乃由彭士愁引起。

  二、彭士愁起兵的真正原因。

  在唐末全国农民大起义和藩镇割据之际,"溪州蛮酋"亦相继而起,分据其地,自署刺史。"溪州彭氏就是乘唐末混乱之机割据自雄的。"[5]53-54《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上》载:"此江蛮酋最大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感化、永顺、保靖州六;懿、安、远、新、给、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州将承袭都誓主率群酋合议;子孙若弟侄亲党,之当立者具州名移辰州为保证,申铃辖以司以闻,乃赐刺告,印符受命都,江此望拜谢。""彭氏势力强大,不断与楚争雄,给楚国马氏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他多次派土团军进入楚境,掠夺丁口,夺取商旅财货。"[6]14178这正与溪州铜柱铭文"渐为边患,深入郊;剽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告逼,郡人失宁"所载相符。

  恩格斯说:"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则是人,而人是赋有意识、经过深思熟虑而行动或受热情驱使而行动、并且抱有一定目的的。在这里,无论什么动作,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7]37彭士愁是一位智勇多谋的将士,他承袭父业,"历三四代,长万千夫"[8]16这充分说明他并非一般的蛮酋尊。他是溪州洞蛮中,在全溪州洞蛮领域内起决定作用的人。不容分说,他的一举一动,或征战、或自治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且抱有一定之目的。历代封建帝王对蛮族各部多采取宽疏政策,《南史·夷貊传下》曰:"蛮之顺附者,一户输谷斛,其余无砸调。而宋人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郡,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溪、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9]1980就是这些政策和蛮域险恶的环境造成了彭士愁自雄和征战的条件。

  《九国志·卷十一》载曰:"当仕然(士愁)之世,昆弟力强,多积聚,故能诱动诸蛮皆归之,胜兵万余人。"[10]152-153彭士愁正因为势力强大,这与他能沟通锦、奖等诸蛮有关。至于生活习性、经济往来诸方面的联系,史书记载不少,在此不再赘述。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些蛮域的语言相通(均为北方方言区之西南方言)。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引了这样一段话:"‘民族’这一称号适应于许多印第安部落,因为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却独特的拥有一定的方言和地域。"还说:"语言本身--这是一定集体的产物,而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也就是这个集体的现实存在,而且是他的不言而喻的存在。"[11]189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可以用来表达情感,用来联系,用来议和与交往,互相促进、互相补充。总之锦、奖诸蛮相通,扩大了彭士愁的势力范围,为其挑战补充了新的血液。

  后梁建立之初,马殷被封为楚王,从此南方就出现了一个独立小王国。十世纪初,马殷就已攻占潭、澧、衡、道等二十几州,这是殷为王的条件。但他的周遭都是敌国,为了维护其统治,他极力结中原王朝为外援,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邸务,卖茶取利,不征商税,统一筹造铅铁钱,"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12]8943-8973希范就是在这样条件下继位的。希范自幼聪颖,曾受到后唐"庄宗下玺书慰劳"[3]125.希范好学善诗,立位后,他上护朝政,下顺其民,维护自己的统治。加上周围诸蛮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于是澧州、向环、辰州、宋邺、涂州、昌师益等率溪洞诸蛮皆附于殷,殷请什郎为永顺军表张节度使。所以他无所谓征伐溪州,更谈不上进攻、挑战、侵略。《明史·湖广土司传》载曰:

  "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扶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13]7981有关此类说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四五》有王安石的如下两段话可用来借鉴:"淯井蛮,不当盛兵讨之,蛮急则恃山林,官军不能入也。""今人重兵临下,以精兵击之,以厚利诱降……"诚然,对待蛮族只需安抚,"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14]2289-2298这种处理结果,的确是既无害也无咎。

  还应说明,大量外籍人移居五溪,不但对五溪民族没有影响,反而有利。他们先在五溪维生,然后定居繁衍,将本民族的文化,精湛的技艺传授再生地,与"蛮"扬长避短、和睦相处。这也是彭士愁希望看到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5]223.彭士愁"效法唐制,再溪州之下设立大乡、三亭两县,县下设团保,命官置吏。虽仍受羁縻,实际已俨然一封建小王国。"[5]54他侵暴辰澧委实为抢占地盘,扩充地域,以便称霸五溪,维护其独立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以个人为轴心的封建小王国。

  三、"议和"显示了楚方对溪方的威慑和宽容。

  天福四年秋发起的战争延续到翌年春,彭士愁仍被刘勍所率楚军围住,困于山中,彭虽然占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地,但"刘勍虔遵庙算,密运神机,跨壑披崖,临危下瞰。"[8]18迫使"彭士愁走奖州遣其子师暠率诸蛮酋,降于勍。"[8]28这里应该强调,刘勍"投毒火攻"不能说成"歹心",应该说成刘勍应战神智。谁都明白世上没有善良的战争,任何战争皆残酷的道理。国外一些战争家们说:

  战争是人类的命运,是一切事物的原始,是狂暴民族经常性的消遣,是人性的裂变,哪有不带毒的战争呢?一旦发生战争,应该考虑的是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应该分析战争的肇事者及其原因。彭士愁挑起战争,"投毒火攻"罪有应得。彭士愁既然"纳贡"、"携印"降楚,希范当然宽容,既然降楚,也无所谓奈何不了彭士愁。此乃所提异议。希范立铜柱为表决非示弱,而是做王的明知大肚,更谈不上马氏真败。因此,立铜柱则显示了马希范的聪明才智而已,故"溪州之战"因果已一目了然。

  四、结 语。

  在"溪州之战"议和期间彭士愁与竹林堂向宗彦共商议了四件大事情:其一,向宗彦愿意代替溪州五大姓的向姓在铜柱文中任职签名;其二,向宗彦协助彭士愁做好了原吴着冲手下的大将田尔庚归顺工作,彭士愁当即封田为统兵大将;其三,请旨马希范要向宗彦代管辰州、沅陵、桃源、澧州等南江即铜柱以南的疆域;其四,请旨马王上谕朝廷,彭氏从下一代承袭起,其职名要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授封,适当之时,在会溪坪铜柱边建治所。向、彭二人共图谋的四件事得到了马希范的应允。于后晋天福四年(公元 940 年)七月十八,在会溪坪野鸡坨立铜柱为界。虽然战争的结果是湘西北土家族首领失去对大湘西南部地区的管辖权,但也更加巩固了对北部地区的统治,发展了当地经济文化,为形成八百年老司城统治格局奠定了雄厚基础。迄今,溪州铜柱还在,它既是当时战争的结果,也是和平的象征,土家族人民永远会保护它。铜柱的铸立,为当时带来了相对的稳定,战争虽然给双方造成了损失,但客观上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利益。可以说"溪州之战"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输与赢"的问题,战争的结局是溪州铜柱的树立,这充分体现了溪、楚双方实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从此,学界上"战争起因楚方、真败亦楚方"或"战争起因溪方、败阵者楚方"等观点以及有关战争"正义与非正义"、"输与赢"等诸多争论不休的一系列问题便不攻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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